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指纹识别：第一种生物识别技术

　　一个人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形象，有时候是一件十分偶然的事情。就算让贾公彦拍破脑袋，他恐怕也不会知道在一千年后，他会被人们认为是指纹识别技术的最早发现者。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贾公彦这个名字都是相当陌生的，但如果我们对儒学，尤其是周礼感兴趣，就会知道他完全称得上是这个领域的一号人物。这位唐朝的儒生凭借其对周礼的研究，曾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做到过太常博士。这个官职在当时的品级不高，但其承担的工作对于儒学界来看却是非常重要而高尚的。他不仅要参与国子监的经学教学，还要参与对儒家经典的注疏工作。贾公彦负责编撰的经典注疏有两本——《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这两本书现在都是研究周礼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周礼·地官》当中，曾介绍过周代的一个官职“司市”，里面说到，这个职位的官员“以量度成贾而征价，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虣而去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司市这种官员通过度量确定价格来招徕购买者，通过“质剂”来结成买卖双方的信任而避免诉讼，任用胥师、贾师等小吏来禁止假冒伪劣，用刑罚来禁止暴乱铲除盗贼——从这个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出，“司市”这个职位十分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监管人员。在以上这段描述中，提到了一个词叫“质剂”。汉代的大儒郑玄曾经对此给出过注释说：“质剂谓两书一扎，同而别之也，若今下手书”。从郑玄的这个描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实“质剂”就是一种写在简牍上的契约文书，在交易达成时，买卖双方将其一分为二，作为凭证。不过，郑玄的这个注释后面，又提出了一个“下手书”的概念，这个汉代的名词到唐朝时已经不被人熟悉了，因而贾公彦就要对这个注释提供进一步的注疏。他在《周礼义疏》中写道：“汉时下手书即今画指券”，也就是说，汉朝的“下手书”其实就相当于唐朝的一种被称为“画指券”的契约文书——这种文书在博物馆里很容易看到，它要求签约的甲乙方及中间人都要把手指在纸张上平放，画下食指上三条指节，以此作为证明。

　　本来，贾公彦的这条注释是十分平常，甚至不起眼的。但在很多年后，德国学者罗伯特·海因德尔（RobertHeindl）偶然看到了这一段文字，顿时大感兴奋。他不仅将文字的内容写入了其在1927年出版的著作《指纹鉴定》，还盛赞贾公彦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阐述指纹性质及其应用的人。于是，贾公彦这位古人就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身份——指纹识别第一人。不过，如果我们完整地了解以上这段故事，就知道贾公彦至多只能称得上是对当时指纹应用的一个记录者，哪怕是记录了“下手书”的郑玄，都要比贾公彦再早上好几百年。而从实践上看，很多出土文物都表明，我国人民利用指纹来作为契约凭信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有学者认为，历史更为悠久的一些陶器上的指纹都是用指纹来识别身份的一种证据。

　　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

　　在之后的一百年中，指纹识别的技术被不断改进，其应用也得到了不断的深化。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人脸、虹膜、声纹、DNA等都有和指纹类似的独特、唯一的性质，可以被用来进行人的身份识别和管理。于是，一种全新的，综合运用计算机与光学、声学、生物传感器和生物统计学等高科技手段，通过人体固有的生理特性和行为特征等“生物密钥”来实现个人身份鉴别的技术就诞生了。这种技术，就是我们现在十分熟悉的生物识别技术。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只被限制在了刑侦、社会管理等很小的范围内。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对生物信息进行采集还是分析，都需要巨大的成本。

　　直到世纪之交，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首先来自于技术层面。上世纪90年代末，生物识别技术日渐臻于成熟。一方面，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用于采集、分析“生物密钥”的设备成本开始大幅降低。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8年西门子推出第一款带有指纹识别的手机。虽然这在当时更多只是一个商业噱头，但在后来，这个设计则成为了生物识别普及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算法技术的演进，也让生物识别的速度和准确率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生物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的道路已经被打通。与此同时，一些需求层面的因素也大大推进了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和普及。2016~2017年拓世智能精心研发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掌静脉识别、指纹识别等核心算法及相关技术产品应用，其中人脸识别与图像视频分析技术应用案例在业界赢得良好口碑。而最新虹膜识别技术应用到智能安防上，百姓使用入户智能门禁，保护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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